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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联解体 本是收复外蒙古的最好时机

2018-11-08 09:54  来源:搜狐军事  作者:军吾细言 人参与 条评论  字号:T | T

  光绪二十三年(1897),俄国商人柯乐德(Grot)在北京以个人契约的方式,取得蒙古金矿的开采权。光绪二十六年,柯乐德在离库伦三百华里之地开始采掘,却被喀尔喀四部之首的土谢图汗禁止。库伦办事大臣连顺既不能否认北京许可的契约,也无法迫使土谢图汗让步,结果竟让土谢图汗与沙俄驻库伦领事施什玛勒夫(Chichmarieff)自行商洽办理。施什玛勒夫为了调节蒙古王公的不满情绪,以「赔偿」为名,当场拿出10万卢布贿赂。随后,施什玛勒夫出席土谢图汗召开的王公贵族全体会议,声称满清要在经济上、政治上「灭亡蒙古」,俄国「希望把蒙古王公从这种难堪的状态中挽救出来」,只有「通过俄蒙贸易和金矿开采」,才能「增进蒙古的国王、人民和王公的繁荣」。宣称尊重蒙人的沙俄与无法保障蒙人利益的清廷形成鲜明对比,一场为反俄召开的会议变成亲俄的转折点。

  清末新政之殇

  清朝统治者对外蒙局势甚是关切却反应迟缓,直至光绪三十一年(1905)末才有所动作,特派肃亲王善耆巡视考察内蒙古东部地区,以推行新政。

  善耆巡视三个月后,全盘分析了蒙古的优劣之势,提出开垦、采矿、专养马匹、开办牛羊毛革加工厂、修筑铁路、兴办教育以及治盗等八项措施,以带动蒙古社会、经济的发展,增加财政收入。不过善耆也意识到,举办新政处处皆需巨款,故「应一面集资,一面开办,俟一事赢余再谋二事,回环迭进,以必济为期。始事纵有诸艰,持久自能就绪,通力合作,务竟全功」。

  光绪三十二年,清廷改理藩院为理藩部,对蒙古全面调研后,由清官员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,于宣统二年(1910)开始新政。

  宣统三年(1911)十月十日,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。湖南、陕西、江西等省相继响应,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,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。

  外蒙本对驻军、移民、设省改制之议心存疑虑,而三多对蒙人心态并不了解,且不顾善耆循序渐进之语,全力推行新政。陈祟祖《外蒙近世史》一书中称,「三多莅任未久,中央各机关,督促举办新政之文电,交驰于道,急如星火,而尤以内阁军咨府为最。于是设兵备处,设巡防营,设木捐总分局,设卫生总分局,设车驼捐局,设宪政筹备处,设交涉司,设垦务局,设商务调查局,设实业调查局,设男女小学堂……总计库伦一城新添机关二十余处。」

  更加致命的是,这些新设机关的费用征收于外蒙民间,违反了中央政权不在外蒙征税的惯例,大大加重了本来就民穷财尽的外蒙财政负担。仅库伦一地,商民每年向清廷交纳的「包捐」银高达2.4万两。就连一向享受优待的王公,非但不能得到财政上的支持,还被强令购买清政府发行的「昭信股票」以「报效」,如土谢图汗、车臣汗两盟王公,第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等上层喇嘛向清廷交纳报效银20万两,其中哲布尊丹巴一人报效银就达6万两。陈祟祖说,结果导致「蒙官取之蒙民,蒙民不堪其扰,相率逃避,近城各旗为之一空」。

  新政实行后不但未能起到稳定边情的作用,反而因损害了哲布尊丹巴及外蒙王公原有的统治特权和经济利益,再经俄国人从中煽动,蒙人背华之心益决,亲俄之志益坚。

  在蒙人离心之际,宣统二年,清廷革去黄教领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尊号的消息传到库伦。自鸦片战争以来,清朝统治者一改前期拉拢黄教的政策,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从未被清廷召见,也未被褒奖。自光绪四年(1878)起,库伦办事大臣已不再对哲布尊丹巴行叩拜之礼。这已经让外蒙人视为耻辱,此消息让蒙人更为惊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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